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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07-29 08:14:02 哪里能办函授文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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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标题:地震孤儿成灾害心理学家:治疗别人也是治疗自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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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地震孤儿、灾害心理学家董惠娟:治疗唐山隐伤丨唐山大地震40年

  新唐山40岁。历经沧桑的大地,生长从未停息。

  40年前的大地震颤,夺走24万生灵;23秒里,繁华变乌有。

  时间熨平伤痛,曾经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在墟土上向死而生。40年,我们再次抚触公共记忆中的历历伤痕,既为悼念逝者,亦为敬畏生之信念,繁盛之决心。

  

  董惠娟又看到了妈妈。

  废墟上,妈妈半截身子露在外面,跪着,双手扶着床,想用力、起身,却被突然掉下来的房梁压住,动弹不得。她的两只胳膊已经充血,黑肿,像碗口那么粗。腕上的一只表,深嵌进皮肤里。

  40年过去了,妈妈跪着的姿势依然清晰。每当精神脆弱时,这样的画面就会被唤醒,在脑海里重现,一遍又一遍。

  这40年,焦虑、抑郁、对生活丧失希望等情绪,像幽灵一样,盘桓在很多亲历者的心头。

  一项针对1695例唐山地震亲历者的调查显示,在震后二十年,众多亲历者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,他们患神经症、焦虑症、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群。

  董惠娟决定研究灾害心理学。她说,“治疗别人,其实也是治疗自己。”

  好在,40年过去,唐山人一点点脱敏、淡忘,自我疗愈。“人总要继续生活。”董惠娟说。

  

  董惠娟的办公室在255医院的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。在这里,她成功治愈了不少存在灾后心理创伤的病人。

  董惠娟现在有两重身份,学校有课时,她是唐山师范学院的一名心理学老师,上完课后,她是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的主任。

  董惠娟承认,她本人也有心理创伤。尽管40年过去,伤口已经愈合,但疤痕仍在。“你拨动它时,它会震颤。”

  每对病人心理干预一次,她内心的伤疤就会被掀开一次,然后愈合,掀开,再愈合,循环往复,一点点脱敏。

 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扎在1976年那个炎热的夜里。

  被困7个小时后,董惠娟被大姐和大姐夫救出。目之所及,没有一间房子是立着的,家里的小院没了,六七间房也都被夷平,眼前的情景,深深刺痛了她的神经。

  她站不起来,只能在废墟上爬行,哭喊爸爸妈妈的名字。她最早发现的人,是怀孕的嫂子,接着是爸爸、跪着的妈妈,都没了气息。

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剧照。

  这些画面深深刺在了董惠娟的脑子里,伴随的是绝望和无力感。

  哥哥最终还是离开了。在地震前几天,兄妹几个都才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给妈妈过生日,一夜之间,一大家人,没了四口。

  董惠娟想扒出废墟下面的父母,却一点力气都没有,只能守着。到了晚上,废墟下的叫喊声、呻吟声,从四面八方汇聚,在她的耳边萦绕。

  董惠娟对剥洋葱(微信ID:boyangcongpeople)回忆,事后多年,那种鬼哭狼嚎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耳边。“很凄凉”。

  父母被挖出时,已经是震后的第三天。装尸体的卡车快开走时,董惠娟问解放军,要拉到哪里去。对方回,很远很远。

  后来,她打听到,当时的遇难者都被拉到了南湖附近掩埋。但之后的很多年,她一直找,一直找,也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。

  “没有一个可以悼念他们的地方。”7月14日下午,董惠娟声音颤抖,拭了拭眼角的泪水,“这是最残酷的事情。”

  遗憾最终积聚成心病。每到7月28日,那些画面、场景、声音、味道立刻涌上来,悲恸,焦虑,好几天都提不起精神。

  

  父母离开之后,再小的事情,也会在瞬间把姐妹四人击败。

  1976年的一个冬夜,姐妹四个住在简易棚里。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,北风呼呼地往棚子里灌。

  姐妹四个抱在一起取暖。不知道谁冒出一句,真羡慕邻居家兄弟四个,搭的棚子真好,有油毡,不漏风。“我们可怎么办呀?要是爸妈在就好了。”

  话音刚落,姐妹四个互相对视了两三秒,说不出一句话来,只能抱头痛哭。

董惠娟在唐山255医院的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 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,董惠娟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。一天晚上,正在宿舍睡觉,楼上传来了“轰轰轰”的声音。她和室友惊醒,当年地震时的画面,像放电影一样重现。跳下床,撒腿就跑,一路狂奔到操场,才知道,原来是楼上的同学,起夜时不小心碰到了铅球,6公斤重的铅球一滚,形成了类似地震的声音。

  第二天上课,不少同学胳膊擦伤、下巴碰破皮,一问才知道,他们都是唐山人。晚上听到声音,慌了神,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。

  董惠娟逐渐意识到,时间并不能抚平地震带来的阴影。“我很心痛,为什么隔了几年,我们还是处于一种警觉和惊恐的状态。” 她对剥洋葱(微信ID:boyangcongpeople)说。

  暑假回到家,大姐总是提醒,7月28日快到了,要给父母烧纸了。在董惠娟的记忆里,每年的那一天,总是弥漫着烟雾。在唐山的每一个十字路口,都有人烧纸,黑色的纸灰漫天都是,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悲伤的氛围里。

  董惠娟还发现,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,包括她自己,在7月28日前后,都会感觉情绪低落,持续一个礼拜左右才会好转。极度悲伤时,姐妹们还会抱怨,活着有什么意思,还是去找爸爸妈妈吧。

  董家对面的一个邻居,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。之后的一两年里,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笑。有人和他说话,他只会重复两句“好好活着”、“我不悲伤”。

  董惠娟那会儿总是反复咂巴他那句“好好活着”。但没几年,男人就过世了。

  为什么唐山有这么多的创伤?董惠娟很困惑。她想通过读心理学的方式,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。

  

  和董惠娟一样困惑的,还有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十几位医生。

  医生于振剑至今记得90年代初接触到的一个病例。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,到了陌生场所,如果发现门窗不能打开,就会非常恐慌。她无法正常乘坐封闭的电梯、轿车、煤矿上通勤的绿皮火车。

  追溯原因,于振剑发现,大地震时,她十来岁,被埋了几个小时,黑暗中,窒息的感觉非常强烈。被救后,这种恐惧被压抑了,十年后,出差遇到类似的场景,心理创伤再次被激发。

  时任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张本也遇到了不少类似的病例,亲人在地震中丧生后,不少幸存者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连续出现无法正常入睡、噩梦、易伤感、对人生失去兴趣、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状况。

  医生们发现,这些具有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人,大都经历过唐山大地震。

唐山大地震的发生时间。资料图

  1995年开始,张本带着于振剑等十几位医生,针对唐山地震对孤儿、丧偶再婚者、截瘫患者、一般受难者等不同群体开展了研究,历时十年。

  数据证实了他们的猜测,地震的亲历者们患神经症、焦虑症、恐惧症的比例远高于正常人群。在地震中承受的心理创伤程度越高,二十年后,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越低。

  同一时期,董惠娟已经读完了应用心理学的硕士课程。她开始分析自己。

  2000年前后,买房的压力和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,董惠娟觉得自己要被压垮了。那段时间,她总做梦。梦里,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处向她招手,她跟在妈妈后面,沿着漆黑的地下通道,一直走,一直走,越走越亮,接着,妈妈就消失了。

  后来,在博士论文进展不顺利、被家庭琐事缠身时,她总会做这样的梦,有时候是地震前一家人一起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,有时候又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。

  她分析,每当精神脆弱时,就会出现梦魇和闪回。而这一创伤的根源在于,成长中,她缺乏父母的支持。

  在北京、上海学习时,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,总会好奇家里有没有人受伤。“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,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。”董惠娟对剥洋葱(微信ID:boyangcongpeople)说。

  事后她知道,在心理学上,这叫“回避”,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。

  她尝试自我调节。每天早上,跑到广场上跳集体健身操。“大家伴随音乐一起跳起来时,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。”后来,得了风湿,跳不动了,就去逛商场,只看不买。现在,她几乎能认全商场里的所有品牌。

  2004年12月,印度洋海啸,董惠娟正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二。她和同伴们赶去心理援助时,又重新看到了一具具泡得发胀、发白的尸体,到处都是灾民,表情恐慌。

  她发现,灾难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,这意味着,她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。

  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、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,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2006年,她终于如父母生前所愿,拿到了博士学位。而所攻读的方向,也是和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灾害心理学。

  在博士论文的扉页,她写道:“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。这么多年来,他们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。”

  

  包括董惠娟、张本等在内的学者一直都觉得,1976年,由于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,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,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唐山病人。

  这是董惠娟的一块心病。

  2008年汶川地震,她找到了出口。

  那一年,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、心理救援团、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,唐山要“感恩”。时任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灾后重建,关键是心理重建。而心理重建主要体现为信心的重建。

 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队员之一。5月15日,抵达绵竹。

  她对剥洋葱(微信ID:boyangcongpeople)回忆,当时满眼都是受伤的灾民、救援的部队,这和1976年的唐山类似,但她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不适。运送物资的车辆在路上排着长龙,这让她觉得,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早已经不是唐山地震时的状态了。

  “我当时满脑子都是,救人!”她想,当年,唐山人没有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,汶川人不能再有了。

  同一批参加心理救援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杨绍清发现,作为唐山地震的亲历者,在汶川做心理援助,很有优势。“亲历者的说法,会让他们的恐惧消除很多。”

  杨绍清记得,很多心理救援的队员,都是揭唐山地震的伤疤去治疗汶川地震的创伤。

董惠娟,她治愈了不少存在灾后心理创伤的病人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  在汶川的39天,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。看到父母双亡的孩子,她总会下意识地说“我也是地震孤儿”。一句话,瞬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。

  让董惠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截肢的17岁花季少女。董惠娟是在一个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帐篷里发现女孩的。女孩已经21天没有走出帐篷了。

  董惠娟走上去,刚想把手放在女孩的右腿上,突然发现,穿着白色裤子的右腿空荡荡的。寒暄后,女孩哭着强调,她再也穿不了裙子了。

  经过几十分钟的心理干预,女孩走出了帐篷。

  那是中午,阳光炙热。董惠娟站在女孩对面一米远的地方,给她加油。但女孩拖着一条腿往前跳,几次摔倒,又几次爬起来。董惠娟站在对面,心绞着痛,跟女孩说,加油,加油。

  最终,女孩蹦跳着扑到董惠娟怀里,两人拥抱在一起。女孩哭着说:“阿姨,是你又让我活了过来。”

  董惠娟一直和女孩保持着联系。如今,女孩早就装上了假肢,恢复了正常生活,还在一家酒店当上了经理。

 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、2000多名学生的心理状况。数据显示,在最开始的几年,孩子们的焦虑、恐惧、抑郁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。从2011年开始,各项指标已经逐渐回到正常水平。

  她觉得很欣慰。汶川地震,可以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应用和推广。后来,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。

  她希望,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,以后出现灾害时,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,帮助更多的人。

  

  董惠娟也知道,汶川心理援建的成功,是建立在唐山的遗憾基础上的。

  震后,唐山人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,重建和振兴城市,整整花了二十年。而心理重建,在震后二三十年,依旧是相当陌生的词汇。

  唐山截瘫疗养院副院长张希成记得,1988年,他刚到疗养院工作,病人情绪不好,一般认为,病人需要做“思想工作”了。两年后,一个不到40岁的病人自杀,大家都以为,这位病人自杀是因为受不了截瘫引发的并发症。直到后来,一个留学生来疗养院做心理测评,他们才知道,病人可能需要系统的心理干预。

  在唐山重建中,针对地震孤儿、截瘫患者,政府采用了家庭领养、集中疗养等方式,帮助恢复家庭和社会功能,心理重建。

  张希成觉得效果不错,“现在疗养院的老人心态都很平和。”

 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程淑英还发现,和其他地区相比,唐山地区学心理学的人相对较多,热情高涨。“可能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。”她总结。

  和董惠娟一样,治疗别人,也治疗自己。

  张本承认,作为地震的亲历者,他也有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障碍。这也是他曾经持续研究唐山地震对亲历者身心健康影响的原因之一。

  “但更多的人意识不到。”张本对剥洋葱(微信ID:boyangcongpeople)说,心理创伤是一辈子的事情,会一直在记忆里存储。还有很多人在压抑这种痛苦。

  7月22日,唐山255医院的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,董惠娟演示心理干预疗法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  7月15日这一天,董惠娟又接到了很多电话,来自厦门、天津,咨询建立心理救援机构相关事宜。

  董惠娟觉得,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心理救援、心理健康,是很好的趋势。

  如今,她和丈夫都是同一所大学的老师,儿子也已到了而立之年。姐姐和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家庭。很少再有困厄、无助、出现闪回和梦魇的时刻了。只是提到父母离去的场景,偶尔还是会刺中心里最柔软的部分。

  2006年后,她又做过一次研究,近5000份问卷显示,在震后三十年,仍有70%的受访者或多或少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(焦虑、抑郁等)。而在震后十年,她对身边的亲历者做访谈时,这个数字几乎是100%。

  “震后40年,这个数据应该还会下降。”董惠娟说,随着时间的流逝,人们逐渐淡忘,慢慢自愈。

  7月15日傍晚,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广场上,有人乘凉,有人聊天,有人追逐嬉戏,有人跳广场舞。纪念碑前,放着一束白菊,还在提醒着这座城市40年前发生的一切。

  “这么多年,已经没感觉了。”她说,“都过去了。”

  文|新京报记者 张维

  编辑|苏晓明

  美编|范可

  校对|郭利琴





责任编辑:王浩成

作者:王艺锭